第十五章 公元317年 幽冀辽 外儒 13 (2/3)

荀子三大历史贡献：为法立心；为道竖德；为权加法。

《荀子》这部经典。无可取代地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总结者、先秦思想集大成者。（不包括个人主义启蒙的《庄子》）

隋唐以前，学习儒家文化就是为了治理国家，或者治理家族。这一时期的儒学是一个治世儒学。在这一时期，荀子的学说成为儒学的重中之重。

从北朝隋唐开始。士族没落，大多数人学习儒学并不能直接带来官位，这样儒学慢慢的演化成主讲“德”的哲学。学习儒学的首要功能是学习修身，安身立命。这一时期后，思孟哲学被深入挖掘。

在德上，以孟子的性善为起点，推导出性本善，格物致知。致良知，知行合一。假定‘性本善’为起点，推理出格物致知，致良知。知行合一。讲，人的本性多是善德，要把善德的一面全部挖掘出来（穷理尽性）。人的行为要围绕着人的善德（知行合一）。

在社会治理上，更加深入挖掘孟子的义，在自然村、宗族围绕着义来治理，仍然采用无为之治，宗教仅以孝‘义’作为对村民的约束。

我们今天知道的孔孟儒学。是宋之后的孔孟儒学。在宋以前，孟子的地位非常低，到了元朝。《孟子》才成为十三经中的最后一本入选者。而荀子在唐以前的地位非常高。从韩愈开始儒家掀起了开除荀子的运动。

从两千年的儒学的沉浮来看，只有在两汉和宋之后‘思孟儒学’更昌盛。这一时期，社会少有大的集团和组织。没有一个阶层能动摇儒学的‘义’。

在每个时代变迁的时候，由于新的道德理念还没有完善，往往政府会采取道家学说来治理国家。历史上讲，汉朝时，外儒内法。而笔者认为，更确切地说是，外儒内道。战略上以儒家的仁义思想作为社会观的总宗旨。提纲挈领的指导一切事物，但是微观上运用道家治理方法。具体事物具体分析。所谓实事求是，有的放矢。

秦朝结束了中国的一个时代。秦朝和汉初这一时期的道德规范还没有被全面总结出来，秦朝用了激进派的法家，汉初用道家执政。

大一统思想必须被帝国贯彻，对于法家来说，这很简单，只要把其它思想的书籍上缴烧掉，把不肯改变思想的其它流派领袖治罪，就这么简单。

而汉朝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，做起事来就比较复杂，因为儒家思想对于其它思想是比较包容的。董仲舒曾经上表，请求汉武帝，不允许思想发展，其实是不允许政府接受其它思想，并没有真正做到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罢黜百家只是不让其他学说成为‘官学’。独尊儒术这句话，出自民国时期的反儒学者笔下。

秦汉是一个新时代的建立，道德理论必定有别于前期。隋唐时期，以荀子为代表的治世儒派沉沦。在小地主兴起，士族衰败，延续了隋唐的整个过程，其道德理念又有微调，使得最有利于生产发展，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道德无法被全面总结出来。这时候，隋唐基本也突出道家的治世观念。把这归纳为皇帝的个人爱好就太简单了。皇帝爱好多了去了，最大的恐怕是夜夜笙箫，不上朝。

从宋朝起，社会生产形势开始稳定，仁义并举的思孟学派成为社会道德的新规范。

再一个时期就是清朝灭亡，帝制结束。社会产生巨大转变，传统的社会道德不再适用于当前社会。摸着石头过河，整个社会的基本指导方针突出了道家思想。但是还是‘为道竖德’的，为人民服务是总原则。

道家的道侧重于自然，儒学的道侧重于社会。二者虽有一丝相同，却更多的表现为互补。因此中国两千年的思想是儒道媾和的。

怎么还用这么难听的词。笔者说西方文明是自由派媾和宗教。因为两方虽然知道离不开对方，可是谁得势了就会去批判另一方。这一点在本书第三章第八节有说明。

而儒道并存两千年，早在西汉儒学就被道家嘲笑为‘腐儒’。而儒家则干脆把道家清一色都划入法家。因为指鹿为马的法家早就臭了，划入法家使他们不批自倒。

总的来说，道家突出一点，社会更加自由，粗犷一点；儒家突出一点，更加公正一点。

总的来看儒道两家还要搭帮走下去。你要造个潜水艇，用社会的仁义‘道’做指导是不行的。我的孩子老是考鸭蛋，将来可能成为自己的负担，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。

儒学把仁义道德作为一切治理国家的指导性纲领。形成社会观指导原则上的大一统。

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。而不能是简单的富国强兵。虽然差若毫厘，但却谬以千里。

儒学的行为规范不能再是繁杂的‘礼’。只要符合人的利益便可，在仁义之中包容自由。

儒学的人性论不能只是追求‘君子’。而应该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。人人都实现了个人价值，就抚育了这个社会。也间接赡养了天下的老人。

我再说一遍，儒学应以社会责任为根本，以正义、仁爱为主干，以人的权益为轮廓。

就是，仁爱、正义、人的权益；使人修身、齐家、立业，实现个人价值。

笔者并非专家，但是笔者有权利